進入21世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探究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共同造就的凝聚力、創造力和責任感構成了中國道路成功的重要精神力量。

　　道德的價值追求產生的凝聚力

　　中華文化的鮮明特征之一是重視人的價值并視道德為人的首要品質。孔子講“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也講“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子女愛其父母以及人對弱小生命的憐憫是人區別于禽獸的根本屬性。人要通過道德修養實現本性和價值。這種價值選擇著眼于人的德性提升而非自保和侵占。價值選擇是文化的核心要素，道德的價值選擇使中國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都能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從社會生活角度，人的德性提升要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實現，這即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很難形成個人權利和個人本位，有助于形成人與人的團結互助，使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和促進發展進步。從文化建設角度，人的道德本性作為人的情感體驗是真實的，人的互助友愛作為人際交往要求更是令人向往的，因此道德價值取向很容易在社會上形成價值認同，甚至還能在不同文化間達成價值共識。孔子有言：“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歷史上中原文化不斷吸引和吸納周邊文化發展自身，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這種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更能促進文化融合、共謀經濟發展。

　　辯證的思維方式形成的創造力

　　西方傳統的形式邏輯主張性質單一的最高原則統攝一切。馬克思則批判繼承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以對立統一深刻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與此相通，中國文化主張任何事物都是差異基礎上的統一。《易傳》講“一陰一陽之謂道”，儒家講“和而不同”，道家更講“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種對世界的認識產生了辯證思維方式，具體表現為善于包容不同，具體分析具體情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尤其在矛盾融合中創新發展理念、尋找發展契機。

　　作為中國道路發展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運用辯證思維創新發展理念的成功嘗試。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創造性地運用“農村包圍城市”和“愛國統一戰線”等方式實現民族解放。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更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具體實際相結合，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此基礎上，我們從中國國情出發，堅持唯物辯證法，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持唯物辯證法，在經濟上擺脫計劃經濟的教條，充分運用國家計劃和市場調節等不同手段，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著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促進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創立民主集中制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作用，從而開辟了中國道路，創造了中國奇跡。上述實踐智慧都是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的大膽創新，辯證思維所形成的創造力無疑為中國道路開辟了廣闊前景。

　　自強的生命實踐養成的責任感

　　道德價值理念與辯證思維方式共同造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生命實踐。《易傳》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表達了中國文化“進取創新”和“包容守成”的基本精神。自強不息既有道德上的不斷提升，又有對現實生活的積極創造。這是“不怨天，不尤人”的向內求索之路，它不僅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堅韌性格和實干精神，而且還培養了每一個體對自身和家國強烈的責任擔當。

　　實際上，道德修養與生活創造是內在相通的。《中庸》指出，人的道德修養是以至誠之心明了自身德性，進而推己及人、以情類物，幫助他人和萬物實現各自本性。這一道德修養過程即是參贊化育的建功立業。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對萬物的責任使人獲得可與天地比肩的人性尊嚴，人性的尊嚴和高貴使中國文化主張責任重于權利。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對家國天下的責任擔當使中國道路的發展擁有不竭動力。近代以來，即便在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中華民族也沒有失去希望而是在上下求索中救亡圖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不僅沒有外援而且面臨封鎖的情況下，仍然在經濟發展和科學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種修德進取、自強不息、重任在肩的民族精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將繼續爆發無窮的社會力量，推動中國道路不斷走向勝利。

　　 （作者：王海英，系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教授；轉載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